4月17日上午，2020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
这是自1992年以来，gdp增速首次出现季度性的萎缩，也是首次出现负增长。如何解读这一数据？该如何看待接下来的经济走势？
数据出来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和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对一季度经济表现、全年经济增速目标、政策施力重点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评析，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季度经济好于预期，“全年若能实现2-3%的经济增速就不错了”
q1：如何看待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
张斌：新冠疫情经济不仅是人类健康灾难，也是经济灾难，经济被迫大幅度停摆，经济负增长。3月份经济指标显著好于2月份，说明经济正从疫情灾害中走出来。中国1季度增速-6.8%，比我个人预期还要稍好一点。
gdp没有下降得更多，从收入法来看最主要的支撑是居民名义可支配收入还没有负增长，这个部分在gdp中占比达到六成，相对损失更大的是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经济负增长背后，不同群体承受的压力有很大差异，丧失工作机会的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难以继续经营下去的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他们需要重点关注。
徐奇渊：1季度增速总体好于预期，国内金融市场的反应、以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周边金融市场的反映是一种验证。此前有机构预测1季度增速将为负的两位数增长，实际增速为-6.8%明显好于悲观预期。
q2：当前要不要设定年度经济增速目标？如果需要设定目标，应该是多少？
徐奇渊：我认为需要设定增速目标。稳增长最后是为了保就业，而目前我们没有很好的就业指标，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期，回到乡村的农民工，难以反映到城镇调查失业率当中。而由于相当比例的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就业的存在，纳税纪录、社保缴纳情况也难以完整的反映就业全貌。相对而言，gdp及其增速是一个更好的中介目标。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目标作为中介目标，从而实现最终的就业目标，这样做有其必要性。
我认为今年合适的增速目标，应该在2.5-3%。虽然仍然有一定难度，但也是可以争取实现或接近的。在这个增速水平上，既可以保证就业稳定，也可以避免过度的、不必要的刺激政策。
q3：接下来的三个季度，经济恢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政策组合的主要施力点应该在哪里？
徐奇渊：接下来的3个季度，主要矛盾是全球疫情冲击背景下的外需严重不足。外需不足将会影响到国内出口、制造业投资、制造业就业，并通过生产链条、消费链条，进一步影响到国内的各个经济部门。
政策组合的施力点，应继续坚持疫情防控为首要任务。同时，启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以抵消外需下滑带来的负面冲击，带动复工复产走向可持续。在此过程中，应考虑到进口供应链可能对我国生产活动造成的冲击，尽量选择对进口供应链依赖较小的项目，对进口供应链依赖较大的项目启动之前，需要进行供应链的风险评估。从而在扩张内需的同时，避免受到外部供应链的负面冲击，受到瓶颈制约。
q4：如何看待今年国内的经济走势？v型反弹有可能吗？
张斌：二季度经济还会继续从疫情灾害中恢复，但面临的压力还是很大，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外新冠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的外需剧烈下行，出口部门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二是前期经济停摆对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带来了数以万亿计的现金流损失，这会影响到接下来的需求和复工；三是对新冠疫情仍存在普遍恐惧心理以及防止疫情死灰复燃的各种防控措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正常经济活动。如果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内需和外需同时疲软会遏制供给，供给收缩又会进一步降低收入和遏制需求。市场受到的破坏并未结束，距离正常经济活动水平还有很大距离。
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了重大灾难。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绝不只是1季度和2季度，它所带来的经济伤害也不是年内就能弥补，今年年内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非常困难。全年如果能实现2-3%的经济增速就很不错了。
徐奇渊：v型反弹恐怕难以实现。疫情在全球继续蔓延。美国似乎已经进入平台期，但是这个平台似乎比较高。而且美国的情况，不能和意大利类比，美国的各州之间的疫情防控政策缺乏协调，所以更像是整个欧洲的情况。另外，近期印度、巴西等国的疫情风险上升，日本、新加坡的疫情又有所反弹。在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背景下，消费者信心、企业投资信心，以及事实上的工业生产过程和服务业（旅游业）的正常进行，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即使是政策发力，也受到疫情防控考虑的一定制约，因此短期内难以看到快速的v型反弹。
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发放消费券，救助出口企业
q5：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84145亿元，同比下降16.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9.7%，制造业投资下降25.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7%。是否需要政策发力，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张斌：从支出法来看，投资是gdp当中波动最大的部分，从支出角度看gdp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投资负增长。维护接下来的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是必选项。当前市场预期不确定性大，市场自发投资的力量很弱，需要政府投资带动其他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带动整体经济恢复。基建投资这么大的负增长远远偏离常态，有必要加大投资力度。基建投资保证效率的关键是投资项目跟着人流走，跟着产业走，都市圈的基建还有很大空间。
徐奇渊：十分有必要。应尽快出台政策，通过稳定消费、拉动基建投资，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这是因为，出口虽然在3月有所好转，但有复工后补出口的因素推动，因此不能对出口过于乐观。目前看，后续出口压力有较大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较大，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的信心、预期也受到的影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均较为充足，应尽快推出一揽子政策，发力稳定经济增速。
q6：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刘世锦主任认为，目前稳增长的关键在于稳消费。最近经济学界热议，是通过发放消费券还是直接发钱来刺激消费。您怎么看？
张斌：我赞同直接发钱，也赞同发消费券。现在有大量低收入群体丧失了工作机会，或者非充分就业，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需要纾困。针对困难群体的临时性纾困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学习和完善。疫情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练兵机会。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直接发钱和发消费券能起到增加消费的目的，但是对于全社会消费的稳定增长还不够。全社会消费稳定增长需要全社会经济稳定正常的运行，没有投资和收入增长，消费稳定增长也难以保障。从走出经济低迷的经验来看，投资或者出口往往是火车头，消费是车身。现在来看出口是靠不上了，投资还是重点。
徐奇渊：发钱的乘数效应有可能小于消费券。尤其在消费者信心不足、预防动机增强的情况下，有的消费者可能会把钱存起来，在将来更加困难的时候才用。所以我比较倾向于使用消费券的方式。
但是，消费券的具体做法比较多，有的做法可能效果并不理想。各种有条件的消费券，比如满100送10元，这和优惠促销类似。夸张的汇报，可以说用10元撬动了100元，是10倍的乘数。但实际上，可能那100元本来就是要消费的。而且，这对于最困难的人群来说制造了一种消费门槛。另外，规定用途的消费券，比如旅游券等，这对最困难的人群来说，也不是最需要的。因此，比较理想的做法可能是，消费券可以规定有效期，但不要规定具体用途。同时，消费券应该区分收入水平发放，针对困难人群发放，而不是按照运气随机抽取。
在发钱刺激消费时，要特别关注新增加的困难人群。因为原来的贫困人口已经在政策覆盖之下，新增加的失业人群、待岗人群，以及面临减薪的低收入者，特别需要关注。
q7：一季度出口33363亿元，下降11.4%；进口32380亿元，下降0.7%。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983亿元。您如何看待一季度出口的表现？对于外向型出口企业，是否需要政策加码救助？
张斌：出口主要取决于外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是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下行，下行幅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对出口部门也是业所未有的考验。一季度出口下降有国内经济停摆的原因，也有外需下降的原因。
接下来出口情况也不乐观。国外疫情高发期和经济停摆从3月份开始，对出口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对于出口外向型企业需要多方面的关注，需要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支持，包括对企业信贷方面的支持、税费减免、尽可能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帮助企业活下去。
徐奇渊：一季度的3个月中，1月相对正常，2月是因为停工交不了货，3月是复工后加紧赶货。要注意到，进入2季度之后，外部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因此3月的短期跌幅收窄，恐难以持续。对后续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差，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政策准备。
对出口企业当然需要救助，但要避免头痛医头。出口不行了，不一定继续以保出口为目标。因为影响出口的，主要是收入效应，而不是价格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收入下降、需求就是减少了，这时候为了保出口、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对出口拉动效应不明显，而且补贴都补到外国消费者了。当前，政策救助出口企业，应该鼓励企业出口转内销，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政策在出台。往这个方向是有效的努力，这时候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减税，则会让利于国内消费者。
同时，国内有一些出口商，是质量、工艺水平很高的代工企业，只是缺乏品牌。要抓住当前的机会，鼓励这些高水平的代工企业，向高端品牌进军、向国内市场进军。
解决就业压力需要多方面努力
q8：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29万人。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失业问题不但是经济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对于破解这一问题，你的建议是什么？
张斌：经济运行偏离常态，接下来的失业压力还会很大。有些失业未必能充分反映在调查失业率数据里面，比如大量的非充分就业，还有一些难以难入统计的临时性就业。劳动力市场压力主要是两个群体，一是农民工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存量上的压力；二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增量上的压力。出口企业的失业也会是很大的挑战。
解决就业压力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政府建设项目尽快开工。一方面是直接带动就业，另一方面是政府开工的项目能带动下游众多行业的复工。
二，放宽服务业行业准入标准，部分新设立企业享受1-2年的税收和房屋租金政策优惠。未来居民部门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健康、体育文娱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依托是科学研究、教育、商业服务等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相比，我国在上述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占比显著偏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补上的短板。新冠疫情带来了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改革机遇，切实降低这些行业的准入标准同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不仅为未来新毕业大学生就业开了一扇大门，也是未来消费扩张和升级的保障。
三，提高公共管理服务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口流动与公共管理服务不匹配。有些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由于编制限制公共管理人员和服务跟不上发展需要。需要结合现有的统计调查和大数据分析，扎实掌握每个地区的常驻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规律，以此为基础匹配相应的公共管理服务人员安排。新增的公共管理服务人员不能设置当地户籍限制以及学历限制，应有较大比例留给农民工群体。
徐奇渊：首先，宏观上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水平，这在前面已经提到。其次，从长期视角来看，中国处于老龄化进程当中，劳动年龄人口从净增长转向净减少。从长期来看，我们面临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减少问题，只是在短期疫情冲击下，失业问题显得很突出。同时兼顾长期挑战和短期压力，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可以抓住当前失业上升的时机，结合中长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加强对失业人口、再就业人口的技术培训，为我国中长期产业转型积蓄力量，同时通过增强人力资本红利，缓解人口红利减退的压力。
通过多元化应对全球产业链转移风险管理
q9：如何看待最近一些国家“去中国化”的举措？中国如何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徐奇渊：从美国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来看，疫情冲击之后的全球化背景令人堪忧。从全球跨国公司的视角来看，疫情冲击后，其对供应链的管理战略也将走向多元化。全球化的单一效率取向，将转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由此全球化将呈现出多元化的新路径。这类似于金融投资的资产组合，不把零部件供应商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多元化的全球化路径下，这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因为其他国家也同样会发生疫情，其他国家也会和美国发生贸易冲突。所以将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要通过多元化进行风险管理。
同时，产业转移压力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这为我国进行产业巩固提供了时间窗口。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供应链，往往是汽车、电子等集成度较高、供应链较长的产业。不过，在中期内，汽车、电子产业恰恰难以发生产业转移。例如，一般的半导体晶圆厂的投入门槛就要以十亿美元计。
在此背景下，我国进行产业巩固仍然有一定的时间窗口。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仍然大有可为，我国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提升仍然大有空间。通过化危机为改革动力，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注：本文部分问题取自《新京报》4月17日对张斌的采访。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